投敌叛变罪
投敌叛变罪（刑法第108条），是指中国公民投靠敌方营垒，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或者在被敌人捕捉、俘虏后投降敌人，进行危害国家活动的行为。是指中国公民投奔敌方或者敌对营垒，或者在被捕、被俘或者由于其他原因被敌方控制以后投降敌人，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行为。根据刑法的规定，本罪的行为方式是投敌叛变，即投奔敌人或者敌方的的背叛国家或者政府行为，鉴于此，我们主张，本罪所侵犯的直接客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国家的效忠义务，背离这种义务，实施法定的危害行为，就有可能构成投敌叛变罪。 根据刑法的规定，本罪的行为方式是投敌叛变，即投奔敌人或者敌方的的背叛国家或者政府行为，鉴于此，我们主张，本罪所侵犯的直接客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国家的效忠义务，背离这种义务，实施法定的危害行为，就有可能构成投敌叛变罪。因为，从社会关系这个层面上讲，当一个人被授予国籍时，有时必须向他的新的国家宣誓效忠，“效忠（allegiance）往往被称为是公民的特定义务之一。这被界说为‘国民对持有主权者所负有的、同所受保护相互关联的那种义务’。”尽管这一概念并无任何确定的法律含义而不过是一个道德和政治性质的概念。效忠这一术语并不包括任何特殊法律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p262)但在法律关系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不论是在国际法上还是在国内法上，都理所当然地受到该国法律的保护，同时也必须履行自己的义务，在其应当履行的一系列义务中，效忠祖国、不得叛变是最为基本的义务，世界上不少国家甚至将其规定为一种宪法义务。如中国宪法第54条、55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不得有危害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在我们看来，某种义务是否法律义务，是一种道德义务还是法律义务，应当依照法律的规定予以确定。因此，虽然这种义务在没有将其规定为一种法律义务的时候，“并无任何确定的法律含义而不过是一个道德和政治性质”的义务，但当它被明确规定在法律甚至宪法中成为一项法律原则、一项宪法规范时，它就具有特定的法律义务甚至宪法义务，实施特定的危害行为，违反这种义务就成为一种严重的违反法律规范乃至宪法规范的违法行为，理应被作为一种严重的犯罪予以惩治。而且，有些国家的刑法理论也将这种犯罪认为是违反国民对其国家效忠义务的行为，日本如此，美国刑法理论也认为，背叛国家罪的实质是“破坏对国家的忠诚”，凡出生在美国或者加入美国国籍的公民都有效忠于美国的义务。显然，当这种最先的道德上的效忠义务被明确规定在法律甚至宪法中成为一项法律原则、一项宪法规范时，它就具有特定的法律义务甚至宪法义务，实施特定的危害行为，违反这种义务就成为一种严重的违反法律规范乃至宪法规范的违法行为。同时，法律规定这种效忠本身即是对国家安全的一种保护，如果本国公民不效忠其祖国，那么，其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利益和国家安全就可能受到侵犯。因此，将投敌叛变罪侵犯的直接客体表述为本国公民对其国家的效忠义务似较妥当。 客观界定投敌叛变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投奔敌方或者敌对营垒，或者在被捕、被俘或者由于其他原因被敌方控制以后投降敌人，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行为。从刑法学界的研究状况来看，对投敌叛变罪客观方面的表现有多种多样的表述。如有的将其表述为“背叛祖国，投奔敌方营垒，或者在被捕、被俘后投降敌人”；有的将其表述为“背叛国家，投奔敌对营垒或者投降敌方，进行危害国家安全”；国民（p183）有的将其表述为“投奔国内敌对势力或者国际上与我为敌的国家”；有的将其表述为“投奔敌方营垒进行危害国家安全，或者在被捕、被俘后投降敌人，进行危害国家安全活动”；还有的将其表述为“投靠、投降敌人、背叛国家”。我们认为，投敌叛变罪在客观方面的表现首先是“投敌”，其次是“叛变”，投敌是犯罪活动的形式和手段，叛变则是其直接目的和内容。当然，如何认定“投敌”，是作广义还是作狭义的理解， 上述诸说有所不同。我们主张作广义的理解：只要是投靠与我为敌者，不管是敌人、敌方，还是敌对营垒，均成立“投敌”；如何理解“叛变”，上述诸说亦有所不同。我们亦主张广义说：只要是背叛我们的国家和政府，危害中国的国家安全，亦成立“叛变”。 所谓投奔敌方或者敌对营垒，是指主动投奔国际国内上的敌对势力，自甘背叛国家和人民。投奔敌人、敌方或者敌对营垒，既可以是主动投奔到敌人控制的区域，也可以是投向敌对国家或敌对势力，或者其在非敌对国家、敌对势力范围中的外交使领馆或代表机构、办事机构。如被告人沈某某由中国政府派往加蓬共和国援助筹建一针织厂期间，为达到援外期满回国时购置电视机等物品的目的，以伪造签名手段，贪污外籍工人工资14460西非法郎。事后沈恐其问题败露，加之羡慕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产生叛逃念头，遂于某日下午乘机逃到某国驻加蓬大使馆，书写了叛逃书，声称要“自由”，请求将其送到某国或台湾，不愿返回中国大陆。后沈某又给四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写信，呼吁这些国家领导人要求加蓬总统不要将自己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某国大使的策动下，沈某又书写了内容反动的条幅，并呼喊“自由中国万岁”，“大陆光复”等反动口号，后被加蓬政府引渡至中国大陆。 所谓在被捕、被俘或者由于其他原因被敌方控制以后投降敌人，是指行为人由于上述原因被敌人或者敌方控制以后，主动要求投奔敌方，或者受金钱、美色、地位等利诱而变节投降，或者受胁迫而被动投降。 所谓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是就行为人投降敌人或者投奔敌方的行为本身而不是就其投敌行为实际发生的危害结果来说的，至于行为人投敌后是否实际上实施了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以及是否发生了危害国家安全的结果，均不影响本罪的成立。出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目的，投降敌人或者投奔敌方，背叛国家或者或者政府的行为足以说明其行为具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性质。 可见，投敌叛变的行为方式多种多样，无论采取何种形式，不管是主动投奔敌方，还是被投奔敌方，只要行为人在实际上加入敌人或者敌方营垒，与中国国家或者政府为敌，足以危害中国的国家安全，就构成本罪。至于行为人在投奔敌人、敌方或者敌对营垒后是否为敌人效力，刑法学界有学者认为，构成投敌叛变罪必须“为敌人效力”，为敌人服务，既包括狭义的“为敌人效力”，即接受敌方组织、安排、派遣、命令、指挥从事有利敌人的行为，接受敌人派遣，入境窃取、刺探国家秘密、军事情报，入境投毒、爆炸、杀害我方要人；又包括广义的“为敌人效力”，即为取得敌人的信任、赏识实施的有损于我方利益而有利于敌方的行为。国家秘密(p257-258)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不符合刑法的规定，道理很简单：刑法仅仅将投敌叛变而没有将投敌后为敌人效力规定为本罪的要件，叛变包括着为敌方效力，但不仅仅是为敌方效力，还包括着背叛国家、叛变政府以后并不为敌方效力的情况。 罪过形式投敌叛变罪在主观方面是故意，过失不构成本罪。至于行为人在主观方面只能是出于直接故意，还是包括间接故意，刑法学界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本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投敌叛变行为会危害国家的安全而采取希望的态度。持此观点的学者进一步指出，投敌叛变罪的行为人必须具有投靠敌人、危害国家安全的目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投敌叛变罪在主观方面既可以由直接故意构成，也可以由间接故意构成。对此，我们认为，主张本罪可以由间接故意构成的观点难以成立，而主张本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的观点尽管结论正确，但其理由并不足以令人信服。因为，这种表述直接将刑法总则关于犯罪故意的概念作为认定本罪属于直接故意犯罪的根据，而刑法总则中关于犯罪故意的概念存在着不甚协调的地方，并且不能涵盖所有的故意犯罪，仅仅适用于那些以法定的危害结果为犯罪成立要件的直接故意犯罪之中，如果某种犯罪根本不会发生法定的危害结果，或者法律没有将一定的危害结果作为其犯罪成立要件，那么，这种希望或者放任就不能说是对结果的放任，而仅仅是对行为的希望或者放任。而在中国刑法中又大量地存在着非结果犯，如举动犯、行为犯，而这些形态的犯罪并不要求行为人在主观上对物质性危害结果的希望或者放任。对结果犯而言，我们可以从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态度上判断是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但对于那些非结果犯如行为犯、举动犯而言，则不能也无法从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态度上判断出是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只要求行为人认识到自己在实施一个作为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的事实行为，并且积极实施即可，并不要求也不可能要求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态度。也就是说，在行为犯中，行为人对其行为可能发生的危害结果的实际态度不属于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不是犯罪故意的内容。就本罪而言，由于法律没有将危害国家安全的结果作为犯罪构成的要件，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投敌叛变行为，即足以危害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从而成立本罪，并且属于既遂。如果把危害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作为危害结果，并进而把行为人对这一结果的态度也作为本罪的构成要件，恐怕就会得出行为人对于危害结果的发生可能持放任态度、本罪可以由间接故意构成的结论。 在我们看来，本罪以法定危害行为的实施而不以发生危害国家安全的结果为犯罪成立的要件，只要行为人在主观上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在投敌叛变而积极实施的，即齐备本罪的故意内容。至于行为人对投敌叛变所导致的国家安全受到现实危害的结果的发生是持希望还是持放任的态度，并不影响本罪直接故意的成立。易言之，本罪的故意内容只能是对投敌叛变行为的故意，而不是对危害国家安全的结果的故意。如果把行为人对危害国家安全的结果的态度也作为行为人主观故意的内容，那么，势必将本罪作为结果犯，这不但与本罪的刑法规定相矛盾，而且在司法实践中还会造成对其犯罪形态的不当认定，即认为只有国家安全受到实际危害的结果出现了才成立既遂，否则只能成立未遂，如此而言，本罪很难成立既遂矣！ 罪数形态行为人在投敌叛变过程中或者投敌叛变以后又实施其他犯罪行为的，如何处理，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界存在着五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主张实行数罪并罚，第二种观点主张按牵连犯以一个重罪定罪量刑，第三种观点主张一般情况下按牵连犯，特殊情况下也可以实行数罪并罚，第四种观点主张既不能视为牵连犯，也不能实行数罪并罚，只能认定为投敌叛变情节严重或者情节恶劣，以一罪论处。第五种观点主张，投敌叛变罪的一罪数罪问题可以分两部分予以研究：一是行为人在投敌叛变过程中，实施其他犯罪行为的情形；二是行为人在投敌叛变以后，实施其他犯罪行为的情形。对于第一种情形，又可以分为“邀功献媚型”和“克服阻力型”，对于“邀功献媚型”的，行为人在投敌叛变中为邀功献媚而实施的其他犯罪行为是投敌叛变的行为表现，应当以投敌叛变罪一个罪名定罪。对于“克服阻力型”的，其投敌叛变行为与克服阻力所实施的其他犯罪行为之间存在着牵连关系，应当以处理牵连犯的原则以一重罪论处。对于第二种情形，行为人投敌叛变后实施的其他犯罪行为，仍是投敌叛变行为的表现，应当定一罪，而不是数罪。我们同意这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路和其中的部分观点，但同时认为需要进一步研究。 在我们看来，投敌叛变的一罪与数罪问题可以分为三种情形：一是为了投敌叛变而在投敌叛变以前实施其他犯罪行为的，二是在投敌叛变过程中实施其他犯罪行为的，三是投敌叛变以后实施其他犯罪行为的。而不管是哪种情形，只要是投敌叛变行为与其他犯罪行为之间具有包容关系、竞合关系、吸收关系或者牵连关系的，都应当分别按照刑法上处理法条竞合、想象竞合、吸收犯或者牵连犯的原则从一重处断，如以盗窃他人船支等财物的方法为投敌叛变准备工具的，成立盗窃罪和投敌叛变罪的牵连关系；在投敌叛变行为实施过程中，泄露国家机密、杀害我方人员、破坏我方财物等，属于投敌叛变的当然内容，从而仅仅成立投敌叛变罪；投敌叛变完成以后的泄露国家秘密、间谍行为等，属于叛变的当然内容，也仅仅成立本罪。如果另行实施的其他犯罪行为与投敌叛变行为之间不存在上述包容关系、竞合关系、吸收关系或者牵连关系，如投敌叛变以前杀害仇人、贪污公款的，投敌叛变过程中强奸妇女、拐卖妇女儿童的，投敌叛变以后贩卖毒品、走私贩私的，等等，恐怕不能以一罪论处，只能实行数罪并罚。 犯罪形态根据刑法的规定，投敌叛变罪是行为犯，并不以实际上发生法定的犯罪结果作为构成本罪既遂成立的要件，只要实施投敌叛变行为，并且投敌叛变行为一旦完成，即成立本罪并且属于既遂，既遂以后当然没有未遂或中止存在的余地。那么，本罪是否存在未完成形态呢？怎么来认定其既遂和未遂形态呢？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界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只要行为人“背叛祖国、投奔、投靠敌人或者在被捕、被俘后变节投敌的”，就构成投敌叛变罪既遂；另一种观点认为，只有行为人投靠敌人出卖国家利益、危害国家安全，或者在被捕被俘后投降并危害国家安全，才构成投敌叛变罪既遂；第三种观点认为，由于投敌叛变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投入敌人营垒为敌人效力，一是被敌人捕获、俘虏后投降敌人，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对于第一种情形，投敌叛变存在着预备行为，这种犯罪预备表现为行为人为投敌叛变准备工具、创造条件。预备行为完成后，当行为人投奔敌人营垒，实施了为敌人效力行为，投敌叛变行为进行完毕，行为人犯罪得逞，行为构成既遂；如果行为人着手投奔敌人营垒，但因意志以外原因的原因，行为人未能实施为敌人效力的行为，就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是投敌叛变未得逞。对于第二种情形，当行为人被敌人捕获、俘虏后投降敌人，进行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行为人投敌叛变是犯罪既遂；如果行为人着手投敌叛变，但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即未能完成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则成立投敌叛变的未遂。依第一种观点，只要行为人投奔敌人，其投敌叛变行为就构成既遂，依第二种观点，行为人仅仅有投敌叛变的行为而未危害国家安全的，是投敌叛变未遂。显然，这两种观点都是不科学的：第一种观点将本罪的“投敌叛变”更改为“投敌”，但根据刑法的规定，仅仅“投敌”而不“叛变”并没有完成投敌叛变罪的全部行为要件，当然不能成立既遂；第二种观点将危害国家安全的结果作为本罪既遂成立的要件，其实是在“投敌叛变”的行为要件以外加上了结果要件，也不符合刑法的规定；第三种观点主张区分两种情形并予以不同认定，有一定的道理，但仅仅指出了既遂和未遂形态，并未分析其他未完成形态，因而不甚全面。 在我们看来，投敌叛变罪属于行为犯，通说认为，行为犯以法定行为的完成为犯罪既遂的标志。因此，如何认定本罪的既遂，首先必须正确理解其“法定行为”是什么？显然是“投敌叛变”：不仅仅是一行为“投敌”，也包括着另一行为“叛变”。易言之，本罪的法定行为不属于单一行为而系复合行为，其法定危害行为的完成既有赖于“投敌”行为的完成，也有赖于“叛变”行为的完成。因此，在犯罪形态的认定上，当行为人以投敌叛变的故意准备工具、创造条件时，如为投敌叛变购置渡船，准备运输工具，接近敌人或敌方控制区域，拟定投敌叛变计划，排除投敌叛变犯罪障碍等，但尚未着手于投奔敌方或者敌对营垒的行为，或者由于被捕、被俘或者其他原因被敌方控制以后，尚未实施投奔敌方或者敌对营垒的，属于犯罪的预备阶段。在此阶段，如果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尚未着手于叛变行为的，即属于犯罪预备，成立预备犯；反之，如果是行为人出于自己的意愿而放弃犯罪预备的，则属于犯罪中止，成立中止犯。如果行为人已着手于投奔敌方或者敌对营垒的行为，或者由于被捕、被俘或者其他原因被敌方控制以后，着手实施投奔敌方或者敌对营垒的行为，但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实施叛变行为或者虽然实施叛变行为，但叛变行为未能完成的，则属于犯罪未遂，得成立未遂犯；反之，如果是行为人出于自己的意愿而放弃犯罪使犯罪在达于完成以前而停止的，则属于犯罪中止，成立中止犯。如果行为人既实施了投敌行为，又实施了叛变行为，且两种行为都已完成，则属于犯罪既遂，成立既遂犯。综而言之，投敌叛变罪的完成形态以“投敌”行为和“叛变”二行为的全部完成为标志；而在投敌叛变罪的预备阶段存在着预备形态和中止形态；在犯罪的实行阶段则存在着未遂和中止这两种未完成形态。 死刑适用根据刑法第108条和113条的规定，投敌叛变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或者带领武装部队人员、人民警察、民兵投敌叛变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对国家和人民利益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可以判处死刑，并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另据刑法总则第56条的规定，对犯投敌叛变罪的，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可见，对于此罪，适用死刑的条件是“对国家和人民利益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那么，如何理解投敌叛变罪死刑适用的这一条件呢？我们认为，从总体上讲，这一条件是指投敌叛变行为对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的危害达到了最为严重、无以复加的程度并且情节特别恶劣。当然，对投敌叛变罪死刑适用条件的认定主要是从投敌叛变行为实施的手段、程度、方式以及它所引起的社会政治和国际影响等后果来说的，对其进行综合判断后认为，其行为已经达到了刑法总则所规定的适用死刑的实质性要件“罪行极其严重”时，即可认为是“对国家和人民利益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从而也才能动用死刑这一极刑。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认定： 其一，在党政机关中具有重要领导职务的人员投敌叛变，对国家安全和利益造成严重危害的，如投敌叛变造成国家机密大量流失、引起该地区局部动荡或者严重影响国家经济建设的等； 其二，带领武装部队人员、人民警察、民兵投敌叛变，造成严重后果的，如造成上述人员中的多人参与投敌叛变，或者使有关单位的工作秩序受到严重影响，或者造成恶劣的政治影响等； 其三，在某一区域具有相当影响的民族主义或者地方极端分子投敌叛变，致使该地区的民族情绪激愤或者地方分裂势力抬头，并造成其他一些严重后果的； 其四，投敌叛变行为虽然没有对国家安全和利益造成直接的危害后果，但在行为实施过程中，由其叛变行为直接造成其他特别严重危害后果的，如造成政治、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等； 其五，在实施投敌叛变行为过程中，又有其他严重违法犯罪行为并造成严重危害结果的，如犯罪手段特别残酷，采取暗杀、爆炸等手段造成人员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受到重大损失的等； 其六，投敌叛变造成特别恶劣的社会政治影响甚至国际影响的，或者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形象受到严重损害，或者造成外交事件等； 其七，其他对于国家和人民利益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投敌叛变行为，如共同投敌叛变，犯罪组织人数众多、组织庞大、活动猖獗，等等。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死刑适用中，即使是投敌叛变“对国家和人民利益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依法应当适用死刑，但也要注意和刑法总则规定的死刑适用规格“罪行极其严重”相协调，只有对那些不论是从分则规定的条件上看是“对国家和人民利益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还是从总则上看，其行为又符合了“罪行极其严重”者才能以死刑惩治。即使如此，对于那些应当判处死刑的投敌叛变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仍可适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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